接力建造東亞教會

文/菅家庄一郎 /日本
東亞北區國際主任
本文轉載自OMF萬族萬民114期

Q1哪些宣教士影響了您和妻子容子走上宣教之路呢?

說到有影響力的宣教士,就不得不提日本教會歷史中最有名的宣教士巴克斯頓(B. F. Buxton)。他於1860年出生在英國艾賽克斯郡的萊頓小鎮,來自名門世家,祖父對於英國的黑奴解放運動有極大貢獻。他雖是受英國國教會差派,但影響了許多不同宗派的領袖。他的信仰精神存留到如今,持續向日本教會述說聖潔和聖靈內住的重要性。

不過對我個人宣教路影響最深的,卻是一位日本人——使團日本差傳辦公室前主任牧野直之宣教士。大學時代我有個信仰上的煩惱,就是為何熱心傳福音的教會對聖經認識淺薄,但對聖經非常了解的人卻不去傳福音?大學三年級時,在基督徒學生會(KGK)主辦的訪宣之旅中,我遇到在泰國向大學生傳福音的牧野夫婦。牧野牧師詼諧爽朗,充滿了吸引年輕人的魅力,且同時具備深刻的靈性洞察力和聖經知識,樂於向泰國人分享神學真理。從那時到現在,牧野夫婦一直是我和妻子容子的典範。

容子成長於基督化的家庭,家裡時常接待宣教士和國際學生福音團契(IFES)的同工。當容子的父親還是大學生時,時於中國服事大學生的內地會宣教士艾得理(David Adney)造訪日本。受到宣教士心志和見證的激勵,容子的父親開始在學校裡開設禱告會,成為關西地區基督徒學生會的起源。容子本人也是在大學時期,受到芬蘭宣教士Mailis Janatuinen的服事,在靈命上得到許多餵養,許多與容子同世代的好朋友都是因著Mailis宣教士的帶領而確信救恩,甚至獻身事奉。如今兩人仍保持密切的關係。

Q2您和容子是如何從日本差傳辦公室主任進一步成為國際領袖?當中曾獲得哪些人的幫助呢?

當使團初創人才培訓委員會時,前國際總主任韓大為(David Harley)即邀請我加入,聆聽我的意見。此外,貝偉略Warren Beattie)、貝詩敏(Stroma Beattie)、和馬偉德(WalterMcConnell)等宣教士也常常詢問我身為亞洲人的想法和意見。而在我剛卸下使團日本辦公室主任職務後,時任使團國際總主任馮浩鎏醫生隨即邀請我擔任東亞北區國際主任。馮醫生進一步表示,使團需要有來自亞洲的領導者,他也願意持續傾聽和尊重我這位日本人的想法和意見;而牧野直之牧師也鼓勵我,日本是亞洲基督徒人口最少的國家之一,除了差派宣教士,也受到許多宣教士的服事(儘管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因此可以從反思兩面的經驗來對使團作出貢獻。牧野牧師還告訴我,面對西方人,亞洲人不容易當面表達意見,卻常在會議結束後,私下說出個人的想法,他鼓勵我勇敢在國際會議中表達身為亞洲人的意見。這些建議幫助我認知到,我們日本人雖然只佔使團全體宣教士的一小部分,但仍是基督身體的一份子,應該要樂於對整個群體作出貢獻。

因此,我相信不是只有來自富裕教會或基督徒大國的宣教士才適合擔任領導者。
相反的,無論是什麼樣的背景,只要是主所揀選的器皿,且樂於服事整個身體,就能使主心意滿足。

Q3請從東亞北區國際主任的角度與我們分享這個區域的差傳趨勢,使團又如何參與其中?

東亞北區的國家及族群間存在著各種緊張關係。朝鮮與韓國、中國與台灣、中國與香港、日本與許多亞洲國家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留下的傷痕至今仍未癒合。然而,這些國家的教會正差派宣教士進入那些懷有緊張情緒的群體中,並促進教會間的交流。如此一來,在東亞這個文化和語言差異相對較小的區域,宣教或許不再只侷限於過往從富裕的西方向貧窮的非西方國家派遣宣教士的典型,更是眾教會在彼此深化交流的過程中,活出相互寬恕、彼此接納,寬恕、接納,實踐和解的福音,宣教的契機也隨之產生。

歷史上,日本政府曾強迫韓國教會參拜神社,有韓國牧師因拒絕而殉道。儘管有這樣的歷史糾葛,韓國教會仍向日本差派了一千多名宣教士,甚至日本某些宗派中有三成的牧師是韓國人。此外,雖然韓國無法直接向朝鮮派遣宣教工人,但超過34,000 名脫北者住在韓國,已有五十五間教會其中八成的成員是脫北者。韓國在1960年代派遣了三十多萬名士兵到越南支援美軍,殺害許多越南人,但越戰後,許多韓國宣教士被差往越南。

2020年七月新法案實施以來,許多香港人移居海外,其中基督徒在移居地建立教會,參與宣教工作。同樣,東亞各國的移民人數也在增加。除了前往國外宣教,向移居國內的外國人宣教也變得更加重要。透過海歸事工(Returnees Focus)和超越地限(Beyond Borders)等專案,世界各地的使團辦公室開始致力於向移居當地的東亞人士分享福音。

日本教會增長緩慢,老齡化嚴重,許多教會正在消失。另一方面,中國人教會、韓國人教會、菲律賓人教會等東亞基督徒群體在日本快速發展。通常受限於語言問題,這些教會與日本教會幾乎沒有交流。然而,這些東亞人在日本長期居住,逐漸理解日本語言和文化。特別是這些基督徒家庭的第二代、第三代,他們的日本語比起母語更為流利,因此更喜歡參加說日本語的教會。

此外,在海外的華語基督徒群體中,即使都是說中文,來自中國大陸的基督徒與來自台灣或其他地區的基督徒之間,有時也存在政治緊張關係。如何克服這種緊張關係也是一個重大課題。

總之,未來移民教會與當地教會之間的夥伴關係將變得非常重要。


如今,使團的工作不只是建造「本土化教會」,還正推動「本土化宣教」,與文化背景各異的夥伴一同事奉。何斯德意識到華人教會的經驗與發展只是神國偉大夢想的一部分,在各個東亞族群中,使團也正進行同樣的工程,建立以聖經為根基的本土教會,訓練本地基督徒與同胞分享福音,投入跨文化宣教,為普世宣教運動注入更多在地智慧與活力。神要做成的事比人心想像的更巨大,祂正召聚祂的百姓,一步步實現大使命。(何斯德傳,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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